忆周恩来的外交艺术

今年是我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周恩来同志诞辰100周年。在全国人民深切怀念这位伟人的时候，我不禁回忆起跟他干外交的日子。特别是“文革”期间，他忍辱负重，顾全大局，表现出对国家和人民的无限忠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堪称中国人民的一代典范。

1956年，我在中央党校学习一年后被分配到外交部。自那时起，在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使我真切体会到他的伟大和人格的魅力。

1964年，我被调任驻波兰大使，那时中苏两党意识形态的分歧和争论已公开化，中波关系也受到严重影响。总理指示，对东欧国家要多做工作，强调意识形态分歧不应影响国家关系。我力求体现总理坦诚的外交风格，在中波两党存在意识形态分歧的条件下，两国经贸关系仍有所发展，与波兰领导人也建立了良好的私人关系。

我任驻波兰大使的另一项重要任务是接替王炳南同志任中美大使级会谈首席代表。中美大使级会谈是中美关系史上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一页。从1955年8月1日始，一直延续到1970年，会谈共进行了136次。在长达15年的会谈中，周恩来总理自始至终非常关注。每次会谈的基本内容、辩论方式、问题的末微细节，总理都从国际大局考虑作出具体指示。在我担任首席代表的3年时间里，由于总理的正确领导，我方始终处于会谈的主动地位。现在，中美会谈早已成为历史，我们这些当年的谈判代表也已年到耄耋。但回忆起往事，我深深感到谈判中取得的每一个胜利，都是和总理的具体指导分不开的。

“文革”期间，有很多大使、参赞身陷囹圄。我被下放到“五七”干校劳动，后又转到湖南茶陵。1970年9月，我回到北京，见到总理，心不禁有些酸楚。总理比一年以前更为消瘦，清癯的面颊增添了许多老年斑。我知道，“文化大革命”他受的磨难比我们要大得多。总理告诉我：现在外交战线受冲击很大，许多外交事务需要紧急处理。总理让我准备着手开展对外友协、中日友协和外交学会的工作。我随后担任了中国人民对外友协会长兼中日友协副会长的职务。对外友协是周总理于1969年排除干扰重新组建起来的对外群众团体，目的是把民间外交的工作统管起来，执行不宜由政府或党出面的外事活动。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外交部的工作处于非正常状况，对外友协承担了相当繁重的外事工作。这样，我就常在总理身边工作。在此期间，最使我难忘的是，我作为总理特使访问日本，充分体验到总理精湛的外交艺术。

1971年8月21日，日本著名的政治家、自民党顾问松村谦三先生不幸逝世。松村谦三先生是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多年来一直为中日友好事业和中日关系正常化进行不懈的努力，在日本政界有重大影响。松村先生患病期间，周恩来总理和郭沫若同志曾致电慰问，并委托中国中日备忘录贸易办事处驻东京联络处工作人员和中国驻日本记者前往医院探望。松村先生逝世后，周总理于8月22日致电其家属表示哀悼。对于松村先生的葬礼，周总理给予了高度重视，决定派我以总理的私人特使身份前往，参加葬礼和吊唁活动。行前，总理与我谈话，全面分析了世界政治形势，详细讲述了日本国内各派的力量；嘱我要借此之机，扩大影响，进一步推动中日友好，为中日建交铺路；并对处理各种可能发生的情况也定了原则，对重要问题作了具体指示。

在日期间，我按照总理的指示精神，连续出席了反对战争、促进中日友好的日中友好协会正统总部和日中农业农民交流协会组织的群众大会后，又接连拜会和接见了一大批日本政界、财界、经济界非常有影响的友好人士。一时间，要求中日友好的气氛空前高涨。

松村谦三的葬礼于8月26日在东京筑地本愿寺举行，日本政要1000多人参加。当时的日本首相佐藤荣作，主张“两个中国”。下飞机时，我就向安排我在日活动的田川诚一先生明确表示：我是代表周恩来总理参加松村谦三先生葬礼的，不与佐藤等右派人物接触。葬礼安排上，田川诚一先生颇费一番脑筋，我与佐藤分别从两个门出入，座位中间隔着参议长河野谦三与众议院代议长荒船。葬礼过程中，未发生任何事情，葬礼结束时，佐藤突然走到我的面前，行了一个九十度的鞠躬礼，对我作为周恩来总理的特使来参加松村谦三先生的葬礼表示感谢。为此，美国《纽约时报》以《佐藤同中国官员握手》为题写道：“佐藤首相因为在北京的赛跑中被尼克松超了过去，而在他自己党内受到了主张同中国友好人士的攻击，急欲表明他本人想同中国共产党人接触的愿望，并且采取了异乎寻常的作法去设法同王会晤。”

在中日尚未建交的情况下，总理派特使去日本开展工作，事实证明是很高的一着棋，扩大了主张同中国友好人士的影响，对敌视中国的势力造成压力。一年之后，佐藤政府垮台，田中角荣访问北京，受到毛泽东主席和周总理的亲切接见，中日关系揭开了新的一页。